宝安地区的早期移民---曾祥委【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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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nic (2010/7/24)

     宝安地区的早期移民
    曾祥委
    摘要:本文探讨清初以前宝安的移民问题。宝安地在6000年前就有人类的活动,原居民是古越族,早期有瑶、輋和疍民居住,后来则是北方移民进入。从考古证据来看,外来文化影响始于青铜时代,春秋以后北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秦代南征、赵佗建立南越国和汉代统一岭南两次移民大潮对宝安的影响还有待研究。汉朝盐官的设立、东晋东官郡的设立、宝安建县、唐代建镇驻军、五代采珠和明代的军屯对宝安的人口都有一定的影响。但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和两宋之交、南宋末的战乱造成的两大移民潮是清初以前宝安的人口及文化格局的最大影响因素。
    关键词:地方史、宝安、移民
    一、宝安的概念
    本文的“宝安”,是“大宝安”——包括今深圳和香港在内。
    历史上,今深圳和香港两地都隶属于宝安县。由于宝安老住民的分布格局是在清代迁海复界以后一体形成的,香港和深圳两个行政辖区都在其后出现和分属,书写宝安的历史不能割裂两地,因而,本文使用当时的地域概念,包括今香港、深圳两个行政辖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今香港、九龙、新界地先后从宝安划出,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地方族群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生存,两地分别发展,逐渐形成某些差异,分别叙述,会更加合理。

    二、宝安的沿革
    宝安县地,夏、商、周三代为百越地。
    秦三十三年(前214年)岭南地区设桂林、象、南海三郡,宝安属南海郡番禺县地。
    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赵佗于岭南建立南越国,改南海郡为南武。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越,置九郡,宝安属南海郡博罗县地。
    东晋咸和六年(331年),析南海郡,置东官郡,领宝安、兴宁、怀安、海安、海丰、欣乐6县,是为宝安建县之始。是时,除今横岗、龙岗、坪地、坪山、坑梓地属博罗外,宝安辖有今深圳的大部和今香港、澳门、珠海地区。郡、县治在城子冈(今宝安南头)。南齐时,郡治徙怀安(今惠州)。
    南朝天监6年(507年),改东官郡为东莞郡;陈祯明二年(588年),东莞郡复改为东官郡,仍领宝安。
    隋开皇十年(590年),废诸郡,宝安县属广州总管府;大业三年(607年)复诸郡,宝安县属南海郡。
    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更名东莞县,县治移至到涌(今东莞莞城),属广州都督府。
    五代,广州为南汉国都,改称兴王府,东莞县属兴王府。
    宋开宝五年(972年),东莞县并入增城县,六年复置,属广州中都府。
    元仍称东莞,属广州总管府。
    明万历元年(1573年),析东莞县,置新安县,治所设于南头,属广州府。
    清康熙五年(1666年),新安迁界,并入东莞县;8年复置新安县,属广州府。
    清道光22年(1842年)《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签订,英人强行割占香港岛,后强占九龙,1898年6月又强租新界。
    民国3年(1913年),因与河南省新安县同名,复称宝安县。
    建国后,1949年10月,属东江专署。1950年3月,属珠江专署。1952 年12月,属粤中行政公署。1956年2月,属惠阳专区。1959年1月,属佛山专区。1963年5月,重归惠阳专区。
    1979年10月,改宝安县为深圳市,由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11月直属省领导。1980年8月,深圳市建立经济特区。1981年10月,恢复宝安县建制,属深圳市领导。1992年12月,撤销宝安县建制,建立宝安、龙岗两个深圳市辖新区。
    宝安地处于广州与惠州的交界处,事实上宝安地在历史上也曾长期分属番禺和博罗两县,这个历史事实对宝安的族群和文化的分布特点产生很大的影响。广州是广府人为主体的地区,而惠州是客家人为主体的地区,两者的交界处在宝安,现在宝安的西部基本上是广府人,而东部基本上是客家人,这种族群分布的形成有历史的影响,决定了宝安文化分布的格局。

    三、宝安的地理
    宝安位于珠江口的东岸,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貌大致呈东西向带状展布。地貌类型以丘陵、台地和平原为主。
    粤东莲花山自东向西穿过南部,南部多低山、高丘。东部的七娘山、大燕山、排牙山、笔架山主峰都在700米以上。南部的梧桐山主峰943米,是宝安最高峰。东南的羊台山主峰587米。这些都是莲花山的余脉。
    北部是低谷、台地与河谷平原。东北部是龙岗河谷,中部是观澜河谷,西北部是公明盆地。西部沿海是2-3公里宽的沿海平原,地势低缓,有宽广的潮间带泥滩。东南部的大亚湾和大鹏湾沿岸属山地海岸,崖高坡陡,平原狭窄。
    香港地形主要为丘陵,最高点为海拔958米的大帽山。平地较少,约有两成土地属于低地,主要集中在新界北部,分别为元朗平原和粉岭低地,都是由河流自然形成的冲积平原;其次是位于九龙半岛及香港岛北部,从原来狭窄的平地向外扩张的填海土地。
    宝安的地理环境为多种生计的族群提供了生存条件:山地,早期有瑶畲生存;丘陵河谷为农业族群聚居;西部平原海岸,岸线平直,泥滩宽广,每年扩展10-11米。咸淡交界的浅海和滩涂,是水产养殖的沃土;面对大海,扼水道交通咽喉,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良港,为渔业、运输和商贸提供了便利。瑶畲、客家、广府和潮汕人在这里各得其所;农民、盐工、蚝民、渔民、船民、商人在这里各尽所能;各种族群的文化在这里纷呈异彩。加上香港东方大港的重要地位,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宝安的文化向来有丰富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改革开放年代,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革试验田,中国把最重要的经济特区放在这里,有坚实的文化与民性基础。

    四、宝安地区的早期移民
    (一)考古发现:宝安早期居民是古越族
    考古发现,宝安在6000年前就有人类的活动。在珠江入口附近的深圳、香港地区,考古学家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迹达五六十处之多。这一时期的遗迹多在海边,坐落在紧靠海边的沙丘之上,在考古学上,被称为“沙丘遗迹”。据研究,这些遗迹的居民是以渔猎经济为主的古越族先民,从大量出土的石器、陶器和大黄沙遗址发现的碳化粮食标本看,这些古越族先民已出现石器磨制业、制陶业和原始农业。
    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迹和墓葬,在宝安发现20余处,几乎遍布今深圳市各个街道。这一时期的遗迹,除了沙丘遗迹以外,大量出现在山岗上,主要集中于深圳西部的大沙河和宝安区的西乡河、观澜河流域。此期的出土石器大部都经过精心打磨,造型优美。陶器出现了许多新的种类,出现了陶纺轮,说明当时的居民已学会利用织物纤维来制造生产和生活用品。陶器的烧结温度提高,器型增大,制作工艺水平明显提高,一些精美陶器说明制陶业很可能已进入专门化阶段。在香港深湾等遗迹,出土了猪、牛、狗等家畜的骨骼,说明此期的社会已经出现家畜养殖业。
    宝安地区的外来文化影响始于青铜时代。早期,宝安的古越文化呈独立发展态势。到春秋晚期及战国初年,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宣告结束。考古学家在今深圳地区发现掘这一时代的20多处古文化遗址和墓葬,发现越来越多的夔纹陶和不少青铜器,表明此期的宝安已进入青铜时代初期,随后是夔纹陶、米字纹陶和青铜器共存的青铜时代晚期,外来文化元素开始进入这一地区。宝安出土了这一时代的14件青铜器,几乎全部具有“越式器”的地方特色,香港和海丰等地还陆续发现了铸造青铜器的石范、陶范和大量“越式器”,表明此地出现了青铜铸造业。
    考古界对广东地区出土青铜器的研究表明:广东地区的青铜业经历了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的肇始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的形成期,春秋晚期至秦统一岭南的繁荣期三个发展阶段。越到后期,来自中原的器物就越少,来自楚地及长江下游吴越地区的器物就越多,影响就越大。这种发展趋势表明:广东的古越人从中原人那里学会了青铜铸造技术,而倾向体现和承载的却是自己的或亲系的文化,宝安出土的青铜“越式器”属于广东青铜的繁荣期,同样体现这个特色。另外,从大梅沙墓葬的规模和出土青铜器兵器占多数来看,已经出现了部落军事联盟。
    到战国时代,《吕氏春秋•恃君篇》载,岭南的南越人有“缚娄、阳禺、欢兜”之国,欢兜在今广西与越南交界处,阳禺在今清远市阳山县境内,缚娄的中心地区在今惠州市博罗县,宝安地当时很可能是缚娄的属地。

    (二)秦代移民:赵佗、南越国
    秦代中原与岭南的关系,现在看见的最早文字记载,是《淮南子•人间训》所载的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尉屠雎五十万大军南征,其中“一军处番禺之都”,这支部队,最终以主帅尉屠雎被杀而“大破之”,可证南越人的势力之强大。这次南征恐怕对岭南产生不了多少文化方面的影响。
    较大规模的军事移民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批人,据说有50万人,第二年又加上“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后来,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秦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将岭南收入版图,建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大量的北方人口迁入,形成了岭南第一次移民大潮。直到晚近,珠江三角洲的广府人还自称是这次移民的后裔。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人语•真粤人>说:
    “自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扬越,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又适治狱吏不直者,筑南方越地。又以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戍台山之塞。而任嚣、尉佗所率楼船士十余万,其后皆家于越,生长子孙。故任嚣谓佗曰:‘颇有中国人相辅。’今粤人大抵皆中国种,自秦汉以来,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气。其真鄼发文身越人,则今之瑶、僮、平鬃、狼、黎、歧、蛋诸族是也。夫以中国之人实外方,变其蛮俗,此始皇之大功也。佗之自王,不以礼乐自治以治其民,仍然椎结箕倨,为蛮中大长,与西瓯、骆、越之王为伍。使南越人九十余年不得被大汉教化,则尉佗之大罪也。盖越至始皇而一变,至汉武而再变,中国之人,得蒙富教于兹土,以至今日,其可以不知所自乎哉!”
    其中,“今粤人大抵皆中国种”得到现代基因学的证实,研究表明,广东汉族三大族群的基因中,有南方母系基因和大量北方男子的父系基因。但屈大均对赵佗“椎结箕倨,为蛮中大长,与西瓯、骆、越之王为伍。使南越人九十余年不得被大汉教化”的指责,却有些强求了。赵佗之时,区区十来万北方人在岭南只能是小数。赵佗能够立国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与前任主帅任嚣一样,能“和集越众”,能够尊重南方民族的文化习俗,而居统治地位的北方汉人反而让南方民族的风俗同化,这正是当时岭南的北方人口不占优势的证明。
    其时,地处南海的宝安地区距南越国的政治中心番禺不远,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但目前我们还缺少这方面的直接的考古证据。

    (三)汉代移民
    在南越国统治90多年之后,西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中央王朝出兵,将岭南收归版图。这一次,十万楼船水师分两路下岭南。一路伏波将军路博德部“出桂阳,下湟水”,从湖南下今连县,经湟川,从阳山下英德连江口进入北江,顺流到番禺;另一路,楼船将军杨仆部“出豫章,下横浦”,从江西大庾,经梅关,下浈水,至韶关入北江,顺流到番禺。次年十月,平定岭南,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汉代南海郡下属六县: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据研究,宝安地在此时分属番禺和博罗,与秦代基本一致,今深圳特区的大部分属番禺县,东部、北部的一小部分及今龙岗区大部属博罗县。
    这一次军事行动形成了由中原地区向岭南的第二次大移民,西汉的大批军事移民,加上后来因政治斗争失败被迫迁移、王莽时期和两汉之交避乱、东汉戍守岭南、东汉末年避乱,汉朝四百年间,中原人出于各种原因,向岭南的移民从未间断,他们给岭南带来了北方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对岭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宝安地当时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番禺的辖区,也开始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设番禺盐官,有研究表明,该盐官就设在宝安南头,对宝安地区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圳地区的考古发现,对这一时期的移民和文化影响提供了物证。1981年南头红花园发现汉墓群,出土“九九歌诀”和大量文物,其埋葬制度和随葬器物已同中原地区趋于一致。今宝安的新安镇和沙井镇也发现不少汉代墓葬。其中,新安铁仔山的一座东汉砖室墓中,发现3块“熹平四年”的纪年砖。考古发现表明,两汉时期,宝安地在中央王朝政权的管辖之下,逐渐进入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的行列。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移民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宝安行政区划变动频仍,人口逐渐增加。吴甘露元年(265年),在南头古城一带汉番禺盐官旧地设司盐都尉官署“司盐都尉垒”,此期宝安地区的人口数量仍然有限。这种情况,到西晋末年开始改变。大批移民的到来,加速了宝安社会的发展。
    西晋末年社会动乱,继而少数民族入侵,“五胡乱华”,中原一片焦土,战乱和饥荒逼迫之下,出现了中原向岭南的第三次移民高潮。不少“流人”携家南逃,从黄河流域南迁到长江流域,进入江西的鄱阳湖一带,然后分迁福建、湖南和广东,其中也有不少直接进入岭南地区。明黄佐的《广东通志》卷四引《交广记》说,晋愍帝年间,许多北方流民逃到广州,政府还专门下诏安置这些人。广州和韶关出土的许多铭文砖记载了这个事件:“永嘉世,九州荒;如广州,平且康。”
    大批移民的到来,加速了宝安社会的发展。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年)析南海郡立东官郡,辖六县,首宝安,郡治在宝安。有记载表明,东官五营的设立,跟“流人”有很大的关系。东官郡治在宝安,说明宝安在当时的东官郡中,人口较为密集,同时也是“流人”较多的地区。可以说,东官郡和宝安县的设置,是中原地区向岭南大规模移民的直接结果。经过清初的迁海,宝安地区的人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少宗族消失或者迁走,但历史仍然留下了它的足迹。现今深圳布吉、白芒、坪山、观澜等镇的张氏,罗田、坪山、大鹏等地的赖氏等家族,他们的族谱都记载,祖先是晋代南朝时,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南迁的。
    大量的中原移民,伴随的是中原文化的传播,宝安地区的主流文化价值导向为之一变:
    明天顺《东莞县志》风俗条:“邑在晋为郡,东晋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南,多留兹土,衣冠礼义之俗,实始于此。”
    在中原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宝安出现了第一个文化历史名人:孝子黄舒。
    黄舒,字展公,父教始迁宝安。黄舒心地善良,孝顺父母,乐于助人,为父、母亲守孝三年,虎啸狼嚎、风霜雨雪不辍。其孝行感人,县人比为春秋孝子曾参,官府奏准在他的家门挂匾“参里”,宅旁有山,亦被称为“参里山”。宋沈怀远《南粤志》载:“宝安县东有参里,县人黄舒者,以孝闻于越,华夷慕之如曾子之所为,故改其居曰参里也。”其事迹,为历代史书所载。其山,在明代也被列为“新安八景”之一。
    黄舒名世,说明中原声教,此时在宝安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主流文化。此点是中原移民在晋代大量进入宝安的有力证据。
    现代考古也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大量证据。研究表明这一阶段的宝安文化变迁,经历了一个增量渐变到质变的过程。深圳地区发现六朝墓葬50余座,从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来看,早期更多保留了汉代遗风,相比同期的广州地区,本地文化的变革和北方文化成分的接受,都略为滞后和缓慢。到南朝,宝安西乡铁仔山发现和系统发掘的22座这一时期的墓葬,其成套明器已经和岭南,和长江流域,以致中原地区的墓葬的随葬品相似,证明到了南朝时代,宝安地区的文化逐渐与内地靠近,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同质化。此外,考古学者还先后在沙井发现了两处大面积的青瓷窑场遗址,认为是北方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所致。
    与此同时,岭南的其他地区也有大量北方移民进入,其中有许多族姓在岭南繁衍发展,辗转迁移,又在清初迁海复界后,迁徙到宝安,这就是后话了。

    (五)隋唐五代移民
    从隋代到唐初这一时期,宝安的文化遗存和文字记载都稀少,其历史基本空白。入唐以后,宝安县的建制被裁撤并入东莞,后来在天宝元年和贞元年间虽两度短暂恢复,但整个唐代的大部分时间和五代时期,宝安地区都在东莞的管辖之下。由于传统社会的修史只在县以上的单位进行,而且都是以管治机构所在地为中心进行的,这一时期宝安地区的情况,只有通过《东莞县志》得到零星反映。
    据有关记载和考古资料:唐五代的宝安地区处于珠江口广州与外洋的交通要道上,属于海防重地;是传统的产盐区,岭南三大盐场之一,国家主要的赋税来源地;唐代在今南头建立屯门镇,驻兵2000人。此期,宝安的陶器烧造和砖瓦窑业有较大规模的发展,留下不少遗迹,提示有大量居民存在,建筑业有一定规模。有记载,唐末黄巢“转掠岭南州县”,到达今龙岗区大鹏镇附近,也提示这一带当时的经济比较发达,才会成为剽掠的目标。五代时东莞、宝安一带因盛产珍珠,刘汉政权在此处设立“媚川都”,专事采珠,有3000人的建制。
    终唐朝之世,盐业、驻军,还有五代的采珠业,对宝安人口水平的维持起了一定作用,但对人口入迁的牵动力有限。唐末黄巢事件,扰动了大半个中国,造成了大量北方人民避乱南迁,有不少族姓辗转迁徙,后来入居宝安。如深圳笋岗何氏,其三十八世祖何凯避黄巢之乱由江西庐江郡迁广东番禺清水濠,后迁南雄府,五十二世祖何贵在宋末迁东莞南浦和茶山,元朝末年迁至深圳笋岗,成为望族。庐江何氏的另一枝避黄巢乱迁福建宁化石壁乡,明初迁广东兴宁,清初迁宝安坪山界脚村。像这种经历的族姓还有深圳福田的廖氏,深圳墟洪氏,深圳罗田的赖氏,宝安沙井新桥曾氏等。但在当时,黄巢事件对宝安的影响还有待研究发现。

    (六)宋代的移民高潮
    宋代的宝安地区一直处于广州东莞县的管辖之下。其军事要冲的地位得到加强,在今宝安区西乡镇固戍村地增设了固戍角寨。此一时期,宝安地区的盐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盐场的数量和产量都达到空前水平。北宋初年开设官富盐场、东莞盐场和归德、黄田二座盐栅,北宋中期后又增设了归德场和黄田场,后来又在今龙岗区大鹏镇地增设叠福场。军队和盐业的发展必然地造成人口的增加。考古发现,宝安的经济除盐业以外,还有银矿的开采和冶炼业、小规模的海船修理业和砖瓦烧制业。
    这一时期,由于战乱,形成了中原向岭南地区的移民的第四次高潮。
    第一次移民潮在两宋之交。由于金兵南侵,占领中原,攻陷汴京,灭亡北宋,高宗仓促南渡。在战乱中,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走东南,流寓于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随隆祐太后走赣南,在隆祐太后自赣南回临安后,不少人南度大庾岭,寄寓南雄,或直接南下,最后大部进入珠江三角洲。
    据研究,东莞有78姓,宝安有6姓的族谱,都记载他们的先祖避乱迁居南雄珠玑巷,后来陆续南下,如:
    深圳南山区白石村、福田区梅林村邓氏:北宋末年迁入东莞锦田,即今香港锦田,子孙支派分衍新安、东莞,今福田、罗湖邓氏都自称锦田邓氏。
    深圳宝安区沙井燕村陈氏,北宋末避金兵,迁南雄珠玑巷,后迁东莞归德场涌口里,即今宝安沙井。
    深圳宝安区松岗镇沙浦村、罗湖区蔡屋围蔡氏,始祖汀州,迁南雄,居柯子里珠玑巷,宋末蔡安徙靖康场。
    ……
    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南宋末年。元兵攻陷临安后,张世杰等人先后拥立赵晸、赵昺为帝,行朝君臣率领十余万江、淮、浙、闽军民,从福建沿海转战至潮州、惠州、广州沿岸,历时两年之久,最后覆灭于新会崖门。失败后余众藏匿于广东沿海各县,一部分进入海岛和珠江三角洲继续抗争。此外熊飞率领的抗元军队在粤北作战,失败后余众南逃沿海地区;文天祥所部在海丰失败,也有一部分在沿海落脚。这就形成了岭南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又一次移民高潮。这是中国历史上向岭南移民的第四次移民高潮。现在已知在这次移民过程前后直接由全国各地迁入深圳地区的家族有:
    福田区黄氏:南宋初从广东东莞迁入。
    罗湖区洪氏:宋末从广东梅州迁入。
    谷丰镇侯氏:宋末从广东番禺迁入。
    宝安区沙井镇陈氏:北宋时从江西庐陵迁入。
    宝安区沙井镇衙边村陈氏:南宋中从福建莆田迁入。
    宝安区沙井镇新桥村曾氏:宋末从福建晋江迁入。
    宝安区松岗镇、福永镇凤凰村文氏:宋末从江西永新迁入。
    宝安区松岗镇燕川村及荷坳村陈氏:宋末从江西庐陵迁入。
    宝安区松岗镇沙浦村及罗湖蔡屋围蔡氏,宋末从南雄迁入。
    宝安区公明镇水贝村陈氏:宋末从福建莆田迁入。
    宝安区公明镇李松镇梁氏:宋末从广东东莞迁入。
    宝安区公明镇玉律村莫氏:宋末从广东东莞迁入。
    宝安区西乡镇温氏:宋末从河南洛阳迁入。
    宝安区西乡及南头刘氏:宋代从广东东莞迁入。
    这些家族至今还生活在上述地区,其中有些家族还繁衍到东莞、香港等邻近地区。这只是目前还可以查考的族姓,还不包括迁海中消失或外迁的族姓。
    此外,两宋时期零星迁入的家族数量也不少:
    深圳福田区上步郑氏:先祖郑茂庵于宋神宗三年(公元1070年)迁居宝安。
    宝安长表刘氏,宋末从南雄迁入。
    另外,不少族姓由于宋代社会动乱南迁,后来才辗转到达宝安地区,这些族姓目前可知的有:
    深圳南山区后海村、梅林村、西丽镇珠光庵前村、宝安区龙华镇大船坑村郑氏:宋末先迁福建上杭。
    深圳龙岗区布吉镇、坪山镇马西村,宝安区观澜镇君子布村,南山区白芒村张氏:宋末先迁福建宁化县石壁乡。
    深圳龙岗区坪山镇三家村彭氏:北宋末避金人乱先迁广东东莞。
    深圳龙岗区坪山镇曾氏:宋末先迁广东长乐县。
    深圳龙岗区坪山镇、坑梓镇、大鹏镇、宝安区西乡镇、伶仃岛等地黄氏:宋末先迁广东梅州。
    深圳龙岗区坪地镇石灰围、洞高跷、横岗镇、宝安区松岗镇江边村等地肖氏:宋末先迁广东梅州。
    深圳龙岗区坪山镇赤凹村巫氏:宋末先迁广东兴宁县。
    ……
    需要指出的是:宝安和珠江三角洲的广府人宗族,绝大多数的族谱都记载着他们的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里面大有内情。宋代宝安地区盐业发达,盐场官营,有大量给养和兵员,可以补充,在海上还可以避开蒙古骑兵的锋镝,宋末行朝选择在这一地区逗留。失败以后,珠江三角洲大量勤王义民,从粤北败归的熊飞所部,扈从南来的官员、家属、军民,包括淮军、福建水军,还有来自江西的文天祥部,他们潜藏在沿海地区,面临元军报复的危险,需要身分伪装,于是不少广府宗族宣称自己是珠玑巷难民。另外一些人则宣称来自福建莆田或宁化石壁村,其中前者属福佬系而后者是客家系。这样一来,这一地区的老住民就都成了移民。张一兵先生的《深圳古代简史》提到深圳地区“现存家族凡有谱牒者,几乎全是历代移民”,讲的就是这回事。
    此外,宋代的宝安地区多有瑶人贩卖私盐,与官府冲突的记载,庆元三年(1197年)还发生大奚山以万登、徐绍夔为首的瑶人啸聚为盗,攻打广州的事件,引发官军大规模的清剿。由此可见瑶輋历史上在宝安地区曾有相当势力,至今还留下不少与之相关的地名可为佐证。瑶輋与古越族有何关系,他们何时来到宝安?目前仍是一团迷雾。

    (七)元、明时期
    元代的宝安地区在东莞县的管辖之下,由于是海防要冲,分别在今南头小南山、新安镇固戍村和原官富盐场设立屯门、固戍和官富巡检司。这一时期,宝安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官营的采珠业和制盐业,这两项官营事业都成了官员聚敛财富,国家劳民伤财的弊端。据有关资料记载,是时广东有4万户珠民,可是朝廷所获珍珠寥寥无几。制盐业方面,大量渔民、盐民被强行征募入伍,充当弁卒、水手或船匠,一时民不聊生;元朝的盐法峻刻,盐民不堪其苦,反抗、逃亡事件比比皆是,“灶户盐丁,十逃三四”,元末深圳地区起事的义军,盐民所占数量最大。
    进入明朝,影响宝安地区社会的最大因素是海盗侵扰问题。宋末行朝扈从的部队在崖山失败以后,一些人进入海岛地区,还有不堪苛政被逼上梁山的渔民、盐工和农民,成为海盗的一个来源。此外,“倭寇”和“番夷”还有殖民主义者的侵扰,都构成了不安定的因素,并长期影响宝安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元末明初,宝安地区在旧朝失控、新朝待立的权力真空中,涌现了大量地方豪强,各霸一方,互相残杀。在这一时期,东莞圆头山人,后定居宝安笋岗的何真在保境安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初以后,由于海盗为患,为了加强海防,宝安地区洪武年间在南头古城和大鹏建立了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并且推行卫所制度,在地方编征“垛集军”,将绝大部分本地居民编入军籍。
    这一时期,宝安的有关历史记载,集中在抗击海盗、倭寇和番夷方面。明朝初期和中期,主要是当地造反的农民和渔民,明中期以后,外患逐渐上升。明隆庆元年(1567年)与倭寇勾结的海盗曾一本攻入东莞守御千户所辖地,杀原东莞所千户、柘林守备李茂材;隆庆五年(1571年)倭寇攻打大鹏守御所,围城40余日。明正德年间开始,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也开始向宝安地区伸出魔爪。正德九年(1514年)入寇屯门海澳,在屯门岛上修筑石壁堡垒,搭营寨、制火枪、设刑场、劫财物,拒纳课税,还在驻地刻石立碑,以示永久占领。并以此为依托,进迫宝安和广州地区。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广东海道副使汪鋐率领的军民在屯门海战中取得胜利,才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去。
    在整个明朝,宝安地区实现卫所制度。东莞守御千户所在今罗湖、布吉等地设月岗、莆隔、翟屋边三屯;大鹏守御所在大鹏、葵涌、盐田等地设王母洞、葵涌、盐田三屯。此外当时的宝安地区还设有许多军屯。其中广州前卫设有十四屯,谭那、白沙、泉洞、滑桥、石凹等屯具体地点不详;水斗、清湖二屯在今龙华地;黄岗、新村、梅林三屯在今福田区;屯门、大焦二屯在今香港新界;广州后卫设立小焦、梅蔚、官富三场,在今香港新界地。卫所抽出十分之三的士兵从事屯田,每屯授田二十二顷四十亩,每名正规屯军授田二十亩,所获一给官俸,二补军粮。为了更多地获取收益,许多农民被强行划入军籍,名义上是屯垦戍边的士兵,实际上沦为军需奴隶,因而不断逃亡。卫所的兵员都来自本地,生活异常艰苦,平时服劳役,战时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的进攻,军队减员后难于得到补充,士兵数量不断减少。有记载,东莞、大鹏守御所的驻军从原来编制的2240人减少到450人左右。加上不少地方武装被收编以后,调到北方服役,以及明初从东莞地区向北方的强迫移民,这一时期,宝安地区的人口数量总体而言是下降的。
    据杨耀林的《深港客家源流考》,元朝迁居深港地区的姓氏,有廖、吴、刘诸姓。明朝徙居深港地区的族姓有胡、陈、叶、黎、赵、邓、洪、袁、张等姓。
    据萧国健的研究,当时在今香港新界地区定居的族姓可考者,有龙跃头邓氏,屏山邓氏,屯门、樟木头、上水廖氏,屯门陶氏,河上乡侯氏,衙前围吴氏,大埔泰坑温氏,新田仁寿围温氏等。至于明代,他的《香港古代史》说:“明时,香港地区经济日益发达,入迁人数大增。可考者有锦田径口胡氏,大屿山石壁、梅窝及新界攸田村徐氏,新界泰坑、黎洞及大屿山梅窝袁氏,葵涌陈氏,大浪湾、蚝涌及塔门黎氏,沙角尾谢氏,屏山石埗林氏,粉岭北村彭氏,西贡蚝涌及北港温氏,上水围及乌溪沙廖氏,厦村、辋井、官涌及大屿山塘福邓氏,鹿颈朱氏。”
    除此以外,历史有记载的还有卫所的军官。明初设卫所,所有军官都从外地调入,他们的家属、亲兵随调而来,世袭任职,日久就成为本地人,这些人有:
    东莞守御所千户李彦忠,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洪武二十九年调入;
    副千户沈兴,南直隶卢州府巢县人,洪武二十九年调入;
    百户吴祚,江苏常州府江阴县人,洪武二年调入;
    百户孙能,直隶大名府滑县人,正统九年调入;
    百户万金,江南卢州府合肥县人,洪武二十三年调入。
    千户袁兆龙,南直隶扬州府高邮县人;
    千户王祚隆,南直隶卢州府合肥县人。
    大鹏守御所千户高礼,河南汝宁府确山县人,永乐十五年调入;
    副千户康宁,江西吉安福泰和县人,正统九年调入;
    百户刘源,湖广武昌府江夏县人,洪武二十九年调入;
    这些人的后代,都继承祖荫世袭为官。
    在宝安之外,粤北和粤东兴梅地区,元明两代人口都在陆续增殖之中。明初,南雄侯赵庸和地方官员相继招徕移民垦殖,今南雄、始兴、曲江、英德、翁源等地分布大量客家人,其中有许多来自福建上杭,许多姓氏的族谱都记载,他们的祖先来自福建上杭的瓦子街。粤东梅县地区,宋末文天祥起兵勤王,当地人民广泛响应,兵败之后,“地为之墟”,人口损耗很大。兴宁县明初历经动乱,只剩下25户。此时,大量移民从福建、江西迁入,其中来自福建的占了80%以上。现在梅州地区的客家宗族,大都记载祖先来自宁化石壁村,就是此期迁入的。这些族姓,经过近三百年的繁衍生息,其中的一部分,在后来的迁海复界时,成为入迁宝安地区的客家移民的主力。

    主要参考文献:
    1、《康熙新安县志校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2、《嘉庆新安县志校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3、萧国健《香港古代史》修订版,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9月初版
    4、张一兵《深圳古代简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5、深圳博物馆编《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 潘文光 (2010/7/24)

    认识宝安!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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