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夕照话“贵潘” 来源于:《江苏地方志杂志》2006年第2期 作者:尤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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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nic (2010/8/24)

    来源于:《江苏地方志杂志》2006年第2期 作者:尤 岩
    咸丰九年(1859)腊月,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吴中人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坚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潘祖荫像

        这道奏疏救了左宗棠一命,并使他从独领一军起家,逐渐收拾起清王朝残破山河,成就了一段落日辉煌,也将清王朝覆灭的时刻表往后推迟了数年。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2005年,又逢潘祖荫后人潘达于老人百岁华诞,当年3月初,《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先后刊登了这条消息,并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潘氏后人向国家捐赠国宝盂鼎克鼎的事迹。

        家族血脉 天予祖荫

        苏州“朱户千家室,丹楹百处楼”,在这里,潘氏家族称得上是著名的煊赫大姓。潘氏有“富潘”和“贵潘”之分,富潘以经商致富,贵潘因科举及仕途显赫而闻名。清同治年间,李鸿章抚苏时曾为潘祖荫所属的“贵潘”家族题匾曰:“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潘氏家族在清廷六部九卿百官(文官)都有人做过官,当时有“天下无第二家”之誉。

        吴县潘氏先世为中原人,唐代有潘逢时为歙州刺史,因“居官有惠政,秩满,父老攀留,遂家于歙”。“贵潘”中最显贵者当属潘世恩(1770~1854),兼负状元宰辅和四朝元老之荣。潘世恩六世祖潘仲兰自明代起南迁,落籍素享“风土清嘉、人文彬蔚”之誉的苏州。

        潘世恩初名世辅,字槐堂,号芝轩,别署思补老人。传说他出生前夜,其祖父梦见一只玉麒麟自空而降,落于潘家庭院,随即化为婴儿,仿似他一生腾达的先兆。他16岁参加童子试时,吴县知县李昶亭见其“器宇端凝”,将他“拔置前席”,出对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潘世恩即应对道:“韩昌黎为百世之师”。李昶亭听后连连说:“此童子将来必定富贵!”是年就补诸生,就读于紫阳书院。

        乾隆五十八年(1793),潘世恩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太傅衔。曾继任《四库全书》总裁,负责《全唐文》的缮刊。有清一代,生前加太傅衔的仅有5人,状元出身官至大学士的也仅为8人,能两次参加琼林宴的有6人,唯潘世恩一人兼而有之。《清稗类钞》称他“历事四朝,则昭代一人而已。”

        与潘世恩同时代的权臣和珅,曾向往延续张廷玉那样三朝元老的殊荣,谁料嘉庆帝上台不久就掉了脑袋。倒是早年屡招不应,拒绝归于和氏门下的潘氏,却超越了张廷玉创下的汉臣在朝奇迹,而且还在道德文章和官场运气方面荫及子孙。咸丰帝即位后,潘已80有余,但仍因“立品端方,学问醇正”而留任大学士。咸丰三年,在潘世恩得中状元60年之际,咸丰帝亲书“琼林人瑞”匾额。次年,潘世恩病逝于北京官邸,享年86岁。咸丰赐祭葬,谥“文恭”。

        从根本上来讲,潘家显然还是以诗礼立身的大族。嘉庆十九年(1814)至道光七年(1827),潘世恩归家先丁母忧,后又养父终老并丁父忧。13年间,他遍读群书,其诗文“敦厚温柔,深得唐人三味”,卓然成家。他亦擅书法,书学赵孟睿欢确滦〉鄢衅礁焕龅氖榧#砟暝蚪デ骱婪糯蠖取E耸蓝魑遄游迮嘁允榛馈?

        书院深深到官场风云

        康熙五十二年(1713),江苏巡抚张伯行创建苏州紫阳书院,书院位于苏州府学内尊经阁。此院址渊源风雅,始于北宋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主持兴建的文庙,后经历代扩修或重建,向为文人士绅祭祀孔子和办学之所。时康熙帝曾钦定《紫阳全书》,倡导朱熹之学。朱熹号紫阳,书院亦依此定名。创始之日,康熙亲笔书“学道还淳”匾额以赐。

        紫阳书院除了拥有象钱大昕、俞樾这样一等一的名师和丰富的藏书之外,还将沈德潜等名师的讲义、语录编写成册,传诵士林。大师们薪金微薄却“乐育英才”,在他们智慧光芒的照耀下,这里英才辈出。潘世恩与邑人石韫玉、韩元少等先后受业于此,又先后得中状元。与潘世恩同朝为官,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的陶澍、林则徐也先后担任江苏巡抚,长期在苏州地区从事文化交流活动。从苏州到北京,潘世恩到陶澍、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再到潘祖荫,在受业的渠道、科场选拔、官场提携和反哺乡里的生命历程中形成了一个关乎血缘和地缘的良性关系网。

        除了潘世恩外,从紫阳书院走出来的两位状元,他们的志趣所在,不能说对潘氏后人没有产生深远影响。一位是韩元少(号慕庐),为清代开国以来第一个连缀会元、状元的人,康熙十二年状元,官至礼部尚书。韩慕庐擅八股而有独见,被称为顺、康间八股文“四大家”之一,对转变清代文风有开先之功。在他去世48年之后,乾隆帝还称他为“艺林楷则”,追谥“文懿”。韩慕庐次子孝基曾任翰林院编修,雍正初年参与修《明史》,书成后掌教紫阳书院。另一位是石韫玉,为乾隆五十五年状元,曾任山东按察史兼布政史、翰林院编修。他学问博洽,“尤长于经世之学”。石与潘世恩同乡交谊很深,潘世恩的苏州宅第在临顿路,他曾为之撰有记。嘉庆十二年辞官后,石韫玉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20余年。道光初,主修嘉庆《苏州府志》,与乾隆《苏州府志》并称善志。道光七年,与吴廷琛等倡修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并亲自撰写像赞。石韫玉于道光十七年病逝家中,巡抚陈銮将他列祀名贤祠。其得意门生陶澍撰写墓志铭。

        冯桂芬这个人物也不能不提,曾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目桂芬国士”,冯拜林公为师,后入陶澍幕,名重大江南北。道光二十年中殿试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帝即位后,潘世恩将冯桂芬与林则徐等人同荐于朝。可惜不久冯便因母亲病逝而丁忧归家。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冯逃至上海,入李鸿章幕。冯桂芬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西方文化,协助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以求“博通西学之才”。他还多次上书建议改革,“于经国大计,指陈剀切”,被后世称为资产阶级政论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导,对清末洋务派产生过很大影响。冯桂芬也曾在紫阳书院主讲多年。他去世后,奉旨入乡贤祠,李鸿章撰墓志铭,左宗棠为之撰并书《中允奉君景庭家传》,保存在其祠堂中。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些书院中的菁华人物,将苏州人崇文、宽厚、精细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绵延一种源远流长、升华心志的文脉,养成一种求新求变、开通包容的心态,培育一种尽善尽美、稳健实干的精神……于国于民,实可谓功莫大焉!

        潘家和林则徐的关系最为特别。作为左宗棠的伯乐之一,百多年来一直德高名勋的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一度与作为苏州豪门大族的潘家产生过龃龉——适逢江苏遭受严重涝灾,林要求富庶的苏州大户们拨出库存的粮食,潘世恩带头抵制。不过,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潘世恩则已身居军机大臣重位。林则徐上奏处理“洋务”五条章程,潘世恩给予了坚决的支持。道光三十年,咸丰帝即位后诏举人才,潘世恩不顾82岁高龄,首先推荐曾被流放的林则徐,称他是“历任封疆,有体有用。所居民乐,所去民思”,这一点极为后人称道。

        潘、左交谊

        潘世恩最引以为豪的子孙当属潘祖荫(1830-1890)。潘祖荫字东镛,号伯寅。虽然19岁时,因祖父受到道光帝的恩赏而直接获取举人的功名,但从他23岁便殿试探花及第,27岁便显示出过人的胆魄和智慧等事实来看,他的确是名至实归。先后任侍读学士、大理寺卿、礼部右侍郎、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潘不仅保留了先祖血脉中的文人风骨,“学问渊通”又秉性真爽,常常“飙举风发”,而且足智多谋、“才猷练达”,年纪轻轻便显示出心怀天下的能臣本色。他曾先后直言进谏,纠弹钦差大臣胜保、直隶总督文煜等;曾提出“勤圣学”、“求人才”、“整军务”等建议。同治二年(1863),疏请减江苏赋额,苏(州)、太(仓)、松(江)地区因此获准减额三分之一,数百年以来困扰吴地的沉重赋税负担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

        潘祖荫和左宗棠两人交谊的起点带有一些奇异的色彩——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天资极高,常自诩“再世诸葛”,因屡次会试未中,从此决定放弃科考,回故里隐居读书。青年时代先后得到陶澍和林则徐的赏识与提携,林公甚而向朝廷推崇他为“绝世奇才”,陶澍等人也曾上疏举荐左宗棠才可大用。左宗棠40多岁时,心怀林公等人身前的重托,先后担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继任者骆秉章的幕僚。由于他的过人才智,虽无巡抚之名,却行巡抚职权,常有恃才傲物之态,把一般庸吏不放在眼里,得罪了永州镇总兵樊燮。樊在湖广总督官文的策划下,状告左宗棠是“劣幕”,攻击他“把持政务”。咸丰帝责令如查核属实则将左就地正法。这时,对左有知遇之恩的前辈都已经老去甚至辞世,一个小小的幕僚,在庞大的官员集团中犹如草芥,又有会谁挺身而出呢?

        令人惊奇的是,潘祖荫站了出来,连续三次上疏保左;令人更加吃惊的是,他将地位卑微的左宗棠比作身系国家安危的栋梁之才,称他“于地形扼塞险要,了如指掌……”,潘祖荫还认为,“湘勇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所向克捷,虽由曾国藩指挥得宜,亦由骆秉章供应调度有方,而实由左宗棠运筹决策,此天下所共见,久在我圣明洞察之中也。”又说,“宗棠为人,秉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当然,左宗棠的命运之所以出现喜剧化的转机不全赖潘氏的一己之力。左宗棠的获救和发迹,部分是建立在处于上升势头的湘籍大吏势力之上的。而湖南官场是左宗棠最早的政治舞台,他才智卓越而又不合官场旧例的作为,是为人谨严的潘氏荐举左氏的重要依据。最早帮扶左氏的是他的湖南老乡、翰林院编修郭嵩焘,郭为救命悬一线的左宗棠,辗转找到权臣肃顺。因此潘祖荫很可能是受到了一些暗示,才先后三次上书,联同湖北巡抚胡林翼在《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中大力为左宗棠开脱,说他“才可大用”,却因“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甚至有点夸张地声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就在咸丰帝犹疑不决之际,肃顺和曾国藩恰到好处地先后出场,表示:“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至此,左宗棠作为君臣公认的人才,不但没有被治罪,甚而以此为契机名声广播并受到空前的重用,从随同曾国藩襄理军务开始,为国家的和平统一奉献才力,直至成为“同治中兴”名臣。

        不可否认的是,潘氏上疏力保被弹劾的左宗棠,并密荐其能,对左氏重新获释起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潘祖荫和左宗棠的关系均与潘氏的两大爱好有关。一是与祖父一脉相承的为人,他喜交结天下名士,对自己看重的人才若“有一技之长,终身言之不去口”,这个特点发挥到极至的结果就是为左宗棠挺身而出;潘氏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特点,那就是他对于金石如痴如醉,据说每闻有彝器出土,则“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恤“,是一位造诣深厚的金石、文字学家和藏书家,其“滂喜斋”、“攀古楼”等藏书室之藏书、金石扬名天下。

        今天在上海博物馆珍藏着两件西周时期极为重要的青铜器——大盂鼎和大克鼎,这两件重器都是潘祖荫后人潘达于女士历经战乱,苦心保存,而于1951年捐献给国家的。其中大盂鼎于清代道光初年在陕西省歧山县礼村出土,鼎高101.9厘米,重153.5公斤;腹内侧有铭文19行,291字,记载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1003年)对大贵族盂的赏赐,其中还谈到周室立国的经验和殷商丧国的教训,极有史料价值。大鼎为左宗棠辗转获得后,为感激数年前的知遇和救命之恩,便将大盂鼎赠予了潘氏。这是左、潘交谊中的又一段佳话。祖荫获得大盂鼎后,请金石家王石经篆刻了“伯寅宝藏第一”的巨印,以表达欣喜的心情。

        大盂鼎虽然珍贵,但在左、潘之间却表现出了一种君子之交的风度。

        以潘氏家族为潜在核心的,或由共同的家族和教育背景,或由治国思想和为人志趣编织而成的良性人际网络,形成了晚清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一抹明丽色彩、一道过于奢华的人才大餐如果是在盛唐,最高统治者当会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矣”的快意自语,然而,不幸他们同是降生在一个急遽衰败而不自知的时代,在“治国、平天下”志向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率真秉性的催发下,勉力扇动沉重的翅膀,载着迟暮的清王朝艰难地前行。在一代不幸将智慧“货与帝王家”的中兴之臣相继离世后,清朝无可挽回地衰败了,而循着他们沉重翅膀划出的痕迹,下一代英豪在千年的冻土中蛰伏已久,酝酿着重新振翅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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