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潘氏家族的家训与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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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相生之道来也 2018/1/23 1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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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阜潘氏是清代中后期苏州著名的四大家族之一,从一个世代经商的底层小民一跃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名门望族。执着走上科举入仕之路,通过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潘氏终于赢得“科第世家”的美誉。潘氏家族的成功,值得好好总结,而其注重修身养性的族规家训和具有鲜明特点的良好家风无疑是这个家族科举功名显赫的内在原因。

一、清代苏州大阜潘氏家族的传承

大阜潘氏为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子季孙公的后代,“食采于潘,因以为姓” 。唐时,潘氏远祖逢时公,居于歙县篁墩,三世祖大震公始徙居大阜村,后世遂定居于此,这便是“大阜潘氏”的由来。至十六世祖德辅公,创建宗祠,家声雀起,至迟在明后期,潘氏已成为新安之名家巨族。

清初,24世祖筠友公(潘仲兰,1609-1677)因在江淮间从事盐业,而“寓居姑苏之南濠”。康熙初年,25世祖其蔚公(潘景文,1639-1706)卜宅黄鹂坊桥,后又移居刘家浜,其蔚公实为“潘氏自皖迁吴之祖”。筠友公、其蔚公死后,皆葬于徽州歙县,自敷九公起,则葬于江苏吴县,而这“实为葬吴之始”,葬地的变化,表明着大阜潘氏已经基本完成了迁吴之举。潘奕隽以前,大阜潘氏的籍贯一直是徽州歙县,直到潘奕隽考取进士,始“遵例改归吴县本籍”,之后,潘奕藻亦改入吴县籍,潘奕基也“始自钱塘改籍吴县”;筠友公因在浙江一带经商而入商籍,其后代多入此地学校学习,自潘奕隽三兄弟考取功名后,便先后隶入“仕籍”,由此大阜潘氏完成了籍贯、身份上的转变。

大阜潘氏对科举功名的追求,萌芽于筠友公,始于其蔚公,完成于潘奕隽。筠友公在浙江一带经商,受此地科举入仕之风的影响,令其子读书入仕。其蔚公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考取了秀才。后直到潘奕隽中进士时,方有突破,《大阜潘氏支谱》言:“吾家甲第自兹始”。其蔚公有九子,遂形成苏州潘氏家族九个分支,其中,3-9房人丁稀少,家业凋敝,只有长房敷九公(潘兆鼎)和次房舜邻公(潘兆臣)二支人丁兴旺,家道兴盛,而这两房又有所区别,舜邻公因过继于其伯父汉先公(潘景隆)而迁回歙县,其子孙也多以经营盐业为生;敷九公支致力于科举,官宦迭出,是为其蔚公九脉最为昌盛的一支,而科举功名又多集中于敷九公长房东白公(潘克顺)和四房闲斋公(潘暄)二支,尤以闲斋公支为主。闲斋公有二子,长房潘宗亢16岁即亡,次子贡湖公(潘冕)瓜迭绵绵,有清一代,潘氏家族出了9名进士,其中有8名来自该支。可以认为,清代苏州大阜潘氏家族的主干是敷九公四房贡湖公支。

贡湖公潘冕(1718-1780)有三子,三兄弟少时即文场有名,在童生县学考试中皆名列前茅,与吴蠡涛、吴长甫“并驾文场,有二吴三潘之目”。其长子潘奕隽,乾隆己丑年(1769)进士,亦是大阜潘氏第一个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官至户部主事;次子潘奕藻,乾隆甲辰年(1784)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刑部郎中;三子潘奕基,杭州府庠生,曾任职四库馆。“奕”字辈三兄弟由此开启了大阜潘氏科举入仕的大门,潘氏家族亦完成了由以经营商业为主到以读书仕进为主的转变。此后,潘氏后人更是科举连第,名臣迭出,成为令人艳羡的簪缨世家。

潘奕基的次子潘世恩(1769-1854)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历任六部侍郎、尚书,曾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东阁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太傅,赏戴花翎,赏穿黄马褂,用紫缰,告养后赏食全俸,咸丰二年(1852),重与鹿鸣宴,咸丰三年(1853),重与恩荣宴,死后入祀贤良祠,谥号文恭,可谓极尽人臣之殊荣。潘世荣(世恩的胞兄,承嗣潘奕藻之后)于乾隆甲寅年(1794)中举人。潘世璜于乾隆乙卯年(1795)登探花及第,内阁中书起家,官至户部主事。三年中,堂兄弟三人捷报连连,科名显赫,远超父辈,潘氏家族达到鼎盛时期。

潘世璜有二子,长子潘遵祁,于道光二十八年(1843)中举人,次年成进士;次子潘希甫,于道光乙未年(1835)中举人,且其孙潘观保、潘康保、潘介繁、潘诚贵皆中举人,虽功名不显赫,然贵在恒久。潘世荣后代功名不显,直到其曾孙潘志裘才中举人。潘世恩生有四子,长子潘曾沂,嘉庆丙子年(1816)中举,官至内阁中书;次子潘曾莹,道光辛丑年(1841)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光禄寺卿、吏部侍郎,三子潘曾绶,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官至内阁侍读,四子潘曾玮,太常寺博士,官至刑部郎中。潘曾绶长子潘祖荫,咸丰壬子年(1852)登探花及第,授编修,历任六部侍郎、尚书,曾任国子监祭酒、大理寺少卿、宗人府府丞、光禄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军机大臣等,赏戴花翎,加太子少保衔,世恩支在三兄弟中功名最为显赫。

据《大阜潘氏支谱》记载,有清一代,潘氏家族先后共产生了9位进士、36名举人、21名贡生、140名庠生,其中更出了1名状元、2名探花,可谓“鼎甲之族”,时人称之为“贵潘”。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曾为苏州西百花巷潘宅题写“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的匾额,由此可见潘氏家族的科第之盛。

二、潘氏家训的主要内容

潘氏家训的形成历经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筠友公时期,此时家训尚处于萌芽阶段,只有“尊师、取友、刻苦读书、行善”四则训言,记载极为简略。第二个阶段为其蔚公到光禄公时期,家训处于迅速发展阶段,涵盖“孝行、读书、作文、行善、尚俭、谨慎”等方面,虽不失详细,但皆分布于潘氏各人物的“志述铭传”中,凌乱繁杂,且多有重复。第三阶段为潘世恩时期,家训无论在规模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鼎盛阶段,其标志为《潘文恭公遗训》的辑成。该家训不仅是对先前家训的继承,更有所创新,是潘氏家族系统化的家训文本。此后潘氏家训基本上是对该家训的继承,几乎没有改变,可以说《潘文恭公遗训》是大阜潘氏家族家训的定本。

《潘文恭公遗训》总述潘世恩一生治家之要,由其次子潘曾莹于咸丰四年(1854)辑录而成,全书有五千余字,涵盖潘世恩关于“读书、立品、居官、制事”等方面的心得体会。

   (一)关于读书

遍看遗训中有关读书的教诫,大抵不离为什么要读书即读书目的和读书方法两个问题。读书目的有二,即进德与修业。所谓“进德”,即注重品德的培养。潘世恩认为读书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书中的一些至理名言能够锤炼人们的品格,使得人们的道德境界达到一种“其养愈粹,其气愈平,其心愈下”的高度;所谓“修业”,即身体力行学以致用,潘世恩认为“读书在潜心玩味,身体力行”,提倡在实践中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加以运用,以期做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贡献。

关于读书的方法,最重要的有两点,即书籍选择和读书应有心态。

书籍选择要以“史书”和“实用书”为主。文恭公认为读史能够增长见识,增加阅历,这是因为“治乱兴衰之故,贤奸邪正之分,了然于胸,足以考镜得失,临事乃有把握”。另一方面,他还强调子孙多读一些“适用”、“有用”之书,此类书可分为两种:一是有益于身心修养之书,二是经世之书。

阅读书籍,心态尤为重要,潘世恩对读书应有心态的见解值得体味。第一,读书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要求子孙亲自整理书屋以营造一种整齐严肃的阅读环境;第二,读书要有刻苦不懈的精神,要求子孙“年甫十四,断不可存冀幸之心,宜勤诵读,戒轻浮,毋见异思迁,毋半途而废”;第三,读书要有谦虚的心态,告诫子孙不要自满,要经常自省,要向他人学习;第四,读书贵在修身养性,科考失第,要保持心态的平和。

此外,对读书的后续性行为作文亦有所体会。他认为一篇好文章须具备以下几点:第一,立意高远;第二,内容充实,说理朴实、透彻;第三,要有真情实感;第四,要有所创新。这些见解,对于我们现在读书作文仍有参考价值。

(二)关于为官

谨言慎行与重视人才是潘世恩为官的两大特色,尤以前者为最。为官谨慎体现在议论公事、办理公事和与人共事三个方面。

第一,在政策探讨阶段,既要树立全局观念,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忌“立异”、“苟同”。当讨论陷入僵局而事务又繁杂时,要秉持重点论原则,找到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认真察核事情的缓急轻重,“勿鲁莽,勿疏急,勿厌倦,从容布置,次第举行,便不至手忙脚乱矣”。

第二,在政策实施阶段,既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又要体察民情,体察民情绝不是曲徇人情,事事要人说好,而是找到政策的漏洞以期补救,倘非如此,则是“心有偏向,即非公平正大之道”。为官严于职守是政策得以贯彻的保障,事情无论大小,都要谨慎对待,且要始终如一,否则,将会导致官吏疏于职守之风盛行。

第三,关于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首先,要端正心态,与人共事时,要保持平和、谦虚的心态。其次,要注重团队合作,商讨事情时,要善于倾听他人的合理建议,不可一意孤行。最后,要摒弃地域观念,切不可因为同乡关系而拉帮结派,进而阻碍工作的顺利进行。

重视人才体现在人才选拔 、官吏任用和劝诫子孙三个方面。

在人才选拔方面,他认为能够写出散发蓬勃气息文章的科举士子则是拥有真材实学的人才,应该录取任官。在官吏任用方面,应该选择熟悉业务、办事认真的官吏加以重用,如此方能“互相商榷,衷于一是,乃觉措置裕如”。他还教育子孙在人才选拔上尽心尽力,切实履行好考官之责,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要与同事团结合作,要认真校阅士子文章以期甄拔人才,取文的标准应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三)关于立身

立身之道可分为修身、择友内外两个方面。

关于修身。一要注重“养心”,强调静以养心,无论处于顺境抑或逆境,都要保持内心的宁静、平和,方法则是潜心体会圣人之言;二要为人忠厚,无论是“存心、立言、做事”都要忠厚,不得有刻薄之见,如此则“身必享忠厚之福,子孙必食忠厚之报”;三要崇尚节俭,即使“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这样做既可保持身心健康,亦对廉洁操守的形成有所裨益;四要在有余力的前提下,倡行善举而不求回报;五要谨慎做人,要“戒口过”、“勿妄语”、“勿议人短”、“勿谗言”,这是因为往往祸从口出,正所谓“随口说长道短,便弄出是非”。

此外,世恩还强调许多养德所必修行的工夫,如尊师敬长,孝敬长辈,不得苛刻僮仆,戒惰慢浮躁之气,容忍谦让等等。

关于择友,亦要谨慎。他认为益友能够助己从善,改己过错,给予自己道义上的帮助,“足为身心之助” ;而对于那些酒肉朋友,因他们尖酸刻薄,议人是非,与之交往,则有害无益,还是远离为妙,如此 “当与严师益友,朝夕讨论,便觉日新月异”,自身的道德境界便会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

三、潘氏家族家风的内涵与特点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或作风,它通常以生活智慧或价值理念的形式蕴含于家训、家规等文献载体中,也以实践理性的样态渗透在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中。

潘氏家风的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热爱读书”、“为官谨慎”、“崇尚俭约”、“积德行善”等几个方面。其中“尚俭”与“行善”是潘氏家族家风的最重要特征。潘氏历代子孙对先祖家训的恪守奉行,是其家风形成的重要原因。

(一)热爱读书

潘氏家族成员对读书的热情可谓至深。潘景文秉承筠友公“刻苦读书、博闻强记”的训言,年少时发愤读书,常“手持一编,篝灯诵读,至夜分不辍” ;潘暄“益刻苦下帷” ;潘冕对诸子提出“刻苦读书”的家训,其子奕隽、奕藻、奕基皆遵行训言,家中“诵声不辍”,尤以奕藻最为刻苦,“严寒至三鼓,犹伊吾不辍”,而且坚持最久,致仕后,每日黎明即起读书,尝曰:“吾饭前自有功课” ;潘世荣提出“刻苦读书、奋治上进”以及“读书贵恒”的训言;潘希甫“刻苦励志,闭户读书者数年”,为官之暇,常常手不释卷。少年苦读,老年亦是坚持读书学习,潘氏家族成员可以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潘氏家族为何对读书如此热爱呢?参加科举考试固然是其目的之一,但真正的意义更在于,读书乐趣多多。

其一,读书能够明白事理。潘景文尝曰:“但读书明理,则不至于失道耳” 。他“非圣哲之书不寓目”,自然便能学到书中所蕴含的忠孝节义等至理;潘奕隽也认为读书能够学习到为人处世的诸多道理。

其二,读书能够增长才干。潘氏所读书籍皆是精挑细选的,相当一部分带有实用性,涉及国计民生各个方面,潘暄认为读书要读“有体有用之学”,潘奕基要求其子世恩多看有关“经济”之书,世恩亦要求其子曾莹“留心经世之学” 。通过这样的学习,能够丰富自己的阅历,获得许多知识与经验,进而提高处理事情的能力。

其三,读书能够陶冶情操。潘奕藻要求诸子每天清晨读一些劝善书籍,使至善之念油然而生;潘奕基认为读书可以使人少犯过错,可以修养心性;潘世恩认为读书是一种好的生活状态,能够使人的内心趋于宁静,“明窗静几,读书作字,自是人生一乐,庭中新荷已放,清风徐来,自有一种静趣”。

“刻苦求知、坚持不懈、潜心探究”是潘氏家族对待读书学习的态度,亦是潘氏家族热爱读书的表现。这种终身学习的精神,不仅使得潘氏家族成为科第世家,更为重要的是,“读书给人以智慧、给人以才干、给人以情操”读书学习促使了潘氏家族成员的全面发展。

(二)为官谨慎

科举入仕始终是潘氏家族的振兴之道,但从一开始潘氏就深刻体会到了科场仕途的荆棘丛生,危机四伏。潘氏第一个进士潘奕隽,原来应该是第8名,但因引见传呼时“迟误”,被读卷官参奏后降为附三甲末(第122名),此事让奕隽留下了“金阶步滑之语” 。其祖父潘暄谆谆告诫诸孙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慎言语,节饮食,保身之要也,汝曹其念之” ;其父潘冕亦对诸子劝诫说, 君子可以由一句话表现他的智慧,也可以由一句话表现出他的不明智所以说话不可以不谨慎,尤其对做官提出了明确训言:“愿汝曹为本分官,不愿汝曹为炙手官也”。父祖的教导,自身的体验, 使得奕隽、奕藻兄弟为官格外谨慎,奕隽对自己提出“群居守口,独坐防心”的严格要求,做官本分,不因私事去拜访上级,不以升官为目的;奕藻牢记父祖谨防“口过”的教谕,为官正直,从不索取公家的任何财产,并以此训诫其嗣子世荣。

潘世恩秉承“谨慎居官,毋堕家声”的训言,可谓是潘氏家族中深谙谨慎之道者,他在军机处十七年,从不与地方官吏私相往来,所上奏的事情以及推荐的官员,“非宣示,终不以告人”,即使在家人面前,也会严格保守国家秘密。在《潘文恭公遗训》中,潘世恩从小就教育其子“勿妄语,勿戏谑,勿师心自用,勿矜己长,勿议人短”。他认为读书人应该说话谨慎,切不可为求一时快意而揭露别人的隐私,背后议论他人的缺点,否则,等到大难临头时,则悔之已晚,提醒人们在饮食宴会中,尤其要注意保持谨慎的心态。这是因为在这种场合,人们容易随口说长道短,以致弄出许多是非。因此,他特别欣赏宋代宰相富弼的座右铭:“守口如瓶, 防意如城”。潘世恩能够历仕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成为四朝元老,贵为人臣之巅,显然与他居官谨慎的处世之道是分不开的。

潘世恩的人生体验也传给了他的后辈们。其侄潘希甫说:“古人有言,忍耐是应事第一法,安详是处事第一法,谦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待人第一法。余生平服膺于此深矣”。其孙潘祖谦亦把“忍”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训诫子弟说:“持躬涉世莫善于忍,能忍则天下无不可处之人矣”

科场宦海,暗礁隐现,潜流涌动,这让潘氏族人时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再告诫自己和子孙后裔要谦恭、要忍耐、要谨慎、要防口过、要节饮食,惟有如此,才能使自己少犯乃至不犯错误。

(三)崇尚俭约

苏州潘氏家族尚俭的家风来源于徽州故里的文化传统,是对新安家法的继承。潘氏在迁吴之后,面对吴地竞尚奢靡的风气,无论处于逆境还是顺境,都能坚守俭约之风。

自其蔚公起,因为三代人皆从事科考而荒废经营,致使家道渐落,到闲斋公时,家中常常入不敷出。糟糕的经济状况,使得家族成员更加珍惜物力,日常所用很是俭省,敷九公妻汪氏终身不吃荤菜,闲斋公妻戴氏平时所穿犹嫁时之衣,临终告诫其子不要在她的棺椁中放置金银饰品,并令其子贡湖公要节俭治家。贡湖公与其妻率子妇以勤俭而著于乡里,尤以贡湖公妻汪氏最为节俭,不肯浪费丝毫,早晚仅一盂米饭、一盘素菜而已。

自潘奕隽中进士后,潘氏家族逐渐家业昌盛,但仍以节俭自居。潘奕隽一生从不浪费,其妻史氏平时所穿,皆为缝补遍体之衣;潘奕藻饮食节俭,没有特别的事情从不杀生食荤,常曰:“吾以此惜福耳!”潘奕基“自奉俭约,一丝一粟不妄费,衣虽敝,服之晏然”,并把穿了五十年的衣服拿给诸子看,告诫诸子要惜福,诞辰之时,一切从简,不欲重劳亲友而与之清谈一日。其妻黄氏生平布衣粗食,不喜珠玉锦绣之饰,冬季御寒之器物亦数十年没有置换,并告诫儿辈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惟惜福者能享福” 。潘世恩像平民一样穿着普通的衣服,家中窗帘是用几块破布拼凑成的,很是破旧,其妻张氏“终身不妄费一钱,食不厌薄,衣不厌敝 ;潘遵祁之妻汪氏“独不肯稍事华腆,服御惟旧,浣濯至洁” ;潘希甫日常所用极其节约,从不赌博、饮酒,也没有对声乐服饰器用的痴迷,劝诫诸子说:“汝等承祖宗余荫,当思物力之艰,世上惟能惜福者,乃能享福耳!”其妻查氏能“处丰以俭,履贵而勤”,平时所穿犹是嫁时之衣;潘曾莹之妻陆氏尽管娘家富裕,但爱惜物力超过平民,衣服但求整洁,虽色退犹穿之;潘祖桢一生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平时所穿皆诸兄幼时旧衣;潘志万之妻所穿之衣皆再三缝纫,所食皆素,从不浪费一丝一粟。

奉行节俭,不仅是爱惜物力的表现,还能够节制人们的欲望,“惟俭可以助廉,自是不刊之论”。潘奕藻做官十余年,处境贫穷,不仅自己穿着朴素的衣服,还以此要求仆从之辈。潘世恩为官绝不因私情而收受礼物和接受宴请,退朝后即回家休息或饮食,去世之日,家中没有积蓄,以致借款而归乡里;潘祖荫为官从不中饱私囊,所乘马车、轿子都很破旧。

“家无俭不旺”,俭省节约的家风是潘氏家族崛起、兴旺的重要法宝之一。俭朴的家风不仅塑造了家族子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品格,更成为其在为官之后关心民瘼、清正廉洁的思想基础和动力。

(四)积德行善

广行善举是潘氏家族的固有传统。潘仲兰乐善好施,常救人于危难之中,饥者给食,寒者授衣,大力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如修整桥梁、铺平道路、抚幼存孤、掩骼埋胔等;潘景文在乡里也是力行善事,如维修桥梁、赎人子女、救济赈荒等,当地百姓感念景文的恩德,为其设立生祠以示怀念;潘冕不仅热衷于帮助亲友们的婚丧急难之事,而且尽心竭力于乡中诸多善举,如给予贫困百姓衣物、棺椁等。

先辈的善举成为后人的楷模。嘉庆、道光年间,潘氏更涌现出潘曾沂和潘遵祈这两位大慈善家。潘曾沂于乡居期间,致力于济世利民,在慈善事业上颇有建树。其慈善活动带有显著特点:第一,慈善活动涉及面广,影响大。他不仅撰写善书以劝人,更有收养弃婴、抚恤流民、广施衣物、创办义塾、举办放生会、筹办济贫会、资助济盲局和丰备义仓、兴修水利、开凿义井等诸多善举,涉及方方面面。他把善举视为份内之事,行善尽心尽力,时人誉为“善人”。第二,丰豫义庄救助乡里,是潘曾沂的独创。道光七年(1827年),潘曾沂捐田2500亩,在苏州建立了丰豫义庄这一慈善机构。建义庄在苏州并不是新鲜事,早在北宋时期,苏州人范仲淹就已创立了全国最早的范氏义庄,到了清代,苏州的义庄已达到100多所。新鲜的是,和其他义庄通常只救助同族的做法不同,丰豫义庄的救助对象全部是地方贫民。第三,实行积极的救助办法。不同于以往临时性的救济措施,潘曾沂将救济深入到生产领域,在乡里推行“区种法”,并编写《直讲三十二条》进行宣传和教导,将授“鱼”改为授“渔”,在防灾备荒、改善民众生活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潘遵祁在乡里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如救济贫民、资助丧葬等,尤在救助灾民方面贡献巨大。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苏州发大水,他不仅带头捐资助赈,还设立粥厂,并亲自到各乡清查户口,当他了解到贫苦百姓无力饲养耕牛的状况后,便联合同道,设立了替农户喂养耕牛的“质牛厂”,不收取任何费用,从而保全了耕牛,对灾后的农业生产恢复起到了很大作用。潘遵祁在这次救灾活动中不辞劳苦,使得大量灾民得以保全性命,但自己却因之积劳成疾。同治年间,清政府收复苏州后,潘遵祁参与了丰备义仓的重建,亲定义仓规条,管理义仓事务达12 年之久。在他的主持下,义仓积谷存钱不断增多,从而为救荒事业的开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如光绪二年(1876年),义仓就曾动用一万三千石稻谷、一万四千串铜钱的巨额钱粮,救助了大批流落苏州的江北灾民。

潘氏行善的影响可谓巨大,晚清著名的劝善书《得一录》称:“古来世家大族富贵绵延者,无一不由于祖先之阴德。而阴德之最大者,莫如饥年施赈……考诸纪载,赈荒福报几不可胜数……至近世大家,昭昭在人耳目者,如吾吴之彭氏、潘氏”。行善的品德基因在潘氏家族中凝结为一种家族文化,代代相传。“积德行善”的家风不仅为潘氏家族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更为重要的是从根本上保证了潘氏家族的稳定发展和长盛不衰。

结语

潘氏家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对子孙严格要求。随着家族的崛起,家训日益完善,而家训是家风的重要载体,潘氏子孙对家训的代代恪守与努力实践,形成了潘氏家族醇厚严正的家风。潘氏家族的家训、家风是潘氏家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其积极向上而又不断创新的特性,赋予了潘氏家族旺盛的生命力,为家族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和精神支持,使其得以历经百余年而不衰。

潘氏家族有着治家育子的优良传统,注重个人修身养性,力求培育高尚德性。其家训中养生养心、立身砥行、治家敬业、严教处世等的建言,颇多积极因素,可以为后世借鉴。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家风家训对许多家庭来说变得越来越陌生,总结潘氏家族先进向善的家风家训,既是一种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回归,也是一种历史智慧的现实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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